兩岸新思維(二)

以人民觀點出發的兩岸政策新思維(二)

一、「正本清源」看兩岸關係

兩岸問題之本質已然逐漸跳脫出早期統獨之爭，逐漸變成人民對於未來生活方式選擇的「制度」之爭，早期經濟上左、右之爭的問題早已不付存在，政治上的統獨之爭也早已從量變到質變。民主進步黨的兩岸政策從在野到執政，已經逐漸從「法理台獨」慢慢轉變為「實質台獨」的務實主張，強調人民對於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的「制度選擇」問題。然而對岸中共當局則面臨習近平總書記歷經2018年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的重大變數，在沒有任期壓力下，習近平為建立其歷史地位，對於邁向統一，實現其中國夢的野心更加積極。對於台灣的壓力與威脅也就更大。
關於「共產極權」與「民主自由」兩種政治制度之選擇，在現今的兩岸關係而言，經濟上左右之爭的問題已然不付存在，有爭議者僅在於政治上因統治者權力來源不同所型塑的政治體制與治理型態的差異而已。現今中國共產黨之最高領導人的權力實質上來自於「以黨領政」的黨國體制；民主台灣的統治權力來源於民主選舉制度。在兩種不同的權力來源及其所型塑的政治制度與治理方式差異下，很自然會有不同的統治形態與思維模式。
要能真正從本質上來認清楚兩岸關係之問題與爭議所在，首先就必須了解在不同的政治意識形態與統治方式下，可能會有何根本性的思維差異。在共產極權的意識形態下，統治者的思維模式與治理模式與民主政治下的根本性差異所在。在領導人產生方式不同的情況下，共產極權領導人之產生方式，通常是由先前掌權者以「意定」方式產生，待其經過一番權力競逐取得政權後，為了鞏固其權力，除了以其在內政外交上的治理績效做為鞏固其統治上「正當性」的來源外，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正當性」來源，就是訴求民族統一與國土完整性之「民族主義」愛國情操，這在民主台灣而言應該是很難去理解與體會的。民主台灣之最高統治權力來源於人民直接選舉產生，然而極權中國之統治權力來源乃「由上而下」，通常是經由指定接班方式產生。因其權力來源乃由上而下，故而如何取得政權並非問題所在，如何鞏固權力才是關鍵所在。而訴諸於國家統一的民族情感與愛國情操等方式，往往是統治者訴求其統治正當性的重要手段。亦即，在鞏固統治階層權力上，除了內政外交之治理成績外，訴求「民族主義」乃是更容易操控人民情感，進而凝聚其統治上正當性的作法。此點，乃認知兩岸關係之根本性差異最重要的源頭所在，也因為兩岸關係常常參雜諸多政治人物的權謀考量，以致於未能讓人民基層的聲音能夠清楚認知到問題的本質與差異所在，進而發揮「由下而上」導引兩岸關係朝良性關係發展的社會力量。
民主台灣最高領導人之權力來源乃「由下而上」，由人民經過一定民主程序產生，所以執政者其統治正當性來源主要來自於其民主治理上的政績。然而，每當進入選舉季節，訴諸於「民族主義」的選戰策略也常為政治人物所使用，因為民主治理之績效乃基本面，需要靠長期經營累積。然而，訴諸民族主義往往可以立竿見影，在短期內收到動員民族情緒的宏大果效。只不過以現今的兩岸政策運用已從以往訴諸統獨意識形態進化成對於「民主自由」抑或「民生經濟」之選擇的「兩岸政策2.0」版本罷了，然而本質上仍是換湯不換藥。
 
二、中國崛起與世界局勢的新挑戰
 
兩岸關係繼2018年中國全國人大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後，產生重大的結構性格局的變化。此因素不僅影響兩岸關係極為深遠，也將對世界局勢產生重大的影響。美中「新冷戰」、對台「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出爐，乃至香港的反送中抗爭等，都是在取消任期制後習近平總書記所編織的「中國夢」的產物。
 
以今年初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所提出的五點主張，主要內涵就是訴諸民族情感，採取「由下而上」的民主協商方式，希冀探詢一條所謂「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具體作法。這是在繼習近平於2018年透過修憲取消兩任任期制後，追求其「中國夢」的重要階段性任務。看來將台灣推向「一國兩制」框架與限縮香港「一國兩制」空間，是習近平總書記追求中國統一的前面兩部曲。相信去年開始發展的美中「新冷戰」，應該也是川普政府看出習近平的野心後的高度警覺下的反制之道。在習近平實質「稱帝」後的諸多作為的確震動各方，除了美中「新冷戰」外、台灣蔡英文政府也祭出諸多「國安」上法案加以反制，香港更是發展出數以百萬計的大規模抗爭運動。
 
政治上永遠不變的真理就是「權力制衡法則」，亦即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化，所以民主憲政制度發展出「分權、制衡」的憲政法理來制衡掌權者。然而，在現今中共政權似乎反其道而行，從原來的數人「集體領導」走向一人「集權領導」的態勢。如此集權統治其政治上決策勢必更加朝鞏固個人權勢，乃至追求其歷史定位的個人私利方向思考，進而造成國際社會對其更加防備，乃至出現抗爭衝突的局面。中共當局不斷以其網路資訊入侵各國，竊取其機密，甚至影響各國的政經情勢；以其不斷崛起的經濟實力為後盾，拉攏乃至結盟國際勢力；對內則是訴求國家統一與民族大義，藉由不斷的教育乃至洗腦，讓中國人民普遍認為國家統一，國土不容分裂乃神聖不可妥協的歷史任務。從中國大陸不斷大規模散播的中國歷史宮廷劇就可以清楚看出，中共當局對於中國傳統君權統治下開明專制的嚮往。
 
三、兩岸政策之新思維
 
兩岸關係所衍生的問題既然有其歷史因素、國內外政治因素，乃至權力來源不同所導致不同的統治正當性之型塑方式差異。有效釐清兩岸關係的根本問題所在，方能正確制定合宜的兩岸政策。現今兩岸關係的根本問題主要有二，其一為政治人物操控下，具有權力與利益考量的「現實面」的兩岸關係以及兩岸政策；另一為揭開前述政治權謀面紗下，基於歷史、文化、血源，最重要的是認知到彼此在不同的歷史脈絡下所形成的不同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以及在此差異下，不同掌權者為鞏固其統治正當性以延續其政權，所採取的不同國家治理方式。在人民「由下而上」逐漸去理解兩岸政權之差異所產生的不同思維模式與國家治理方式後，才有可能從中去梳理出一條兩岸關係可能走向「和解共生」，迎向雙贏的兩岸政策。
 
兩岸關係間最大公約數無疑是「孫中山思想」，中共方面稱之為「革命先行者」，台灣方面則視之為中華民國「國父」，在每個政府機關前面都會放置孫中山先生的遺像(應以超越政黨格局的角度來定位之)。而中山思想之精義與其說是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毋寧說是孫中山精神所彰顯的對於人類文明與時代潮流之洞見思想與對於當代國家體制思維的超越與創新。
 
以台灣人民福祉出發的兩岸關係新論述乃認為人類文明進化有其歷史之規律性可依循，目前規範世界秩序的主要動力為市場經濟與科技創新，在此文明進化的動力來源下與之相應的動力來源則為民主憲政體制。前者乃文明進化之充分條件，後者則為文明進化的必要條件。欲求文明進化非藉市場經濟、自由貿易與科技創新無以為之，然而強調政治權力由下而上的民主憲政體制並非文明進化之必然，但隨著國家經濟逐漸發展與轉型，統治階層回應由下而上聲音的壓力將會愈趨強大。因此，理論的大前提設定人類文明進化有其規律性如前所述，許多後進國家也都逐漸朝此方向進化發展，然而進化之軌跡並非必然朝直線方向進行，也可能以迂迴轉進方式前進，例如中國大陸的特殊發展模式。
 
在前述假定兩岸未來朝自然融合方向演進的假設下，可以就兩岸關係之發展有些階段性進程的設想。就「短期」而言，台灣可以提出一個「以退為進」的戰略佈署，呼應「習五條」中有關民族「融合」的說法，在兩岸共創雙贏的前提下，積極共謀建立互利互惠的合作交流機制。現階段兩岸交流的僵局在於，我方希望展開各項交流，但中共提出須以接受「一中原則」為前提的條件。然而，本理論之基本前提乃認為，中國大陸之政治發展長遠而言，終將順應人類文明發展之規律性，亦即將朝「由下而上」方式產生其政治上權力之來源。故而，短期間，我方願意基於善意協助對岸朝「自然融合」的方向轉型。也是在此前提下，我方願積極與對岸展開善意接觸，進而建立互利互惠的交流機制。
就「中期」而言，兩岸在前述交流機制下互惠交流，共存共榮，逐漸為兩岸間進一步融合建立互信基礎與成熟條件。雙方同意未來願意以「融合」方式逐步漸進從經濟層面擴大合作範圍，進而外溢至政治層面。初步設想可以朝經濟整合乃至政治共同體方向發展加以努力。
在「長期」方面，則彼此雙方共同認同在前述文明進化的歷史規律性下，雙方經由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在和平互信的前提下所開展的合作交流下，終將會取得兩岸民意更多對於彼此朝政治上「融合」方向前進的支持與共識。如此最終將水道渠成，由兩岸民意共同去探尋出一條在政治上可長可久的兩岸終局模式與架構。
 
四、兩岸關係之未來展望
 
習近平所追求的「中國夢」，其政體本質類似中國古代「君權」統治下的「開明專制」之政體，此乃有別於現今人類主流文明所建構的世界秩序與治理模式。本網站並不會完全以美國所稱之「邪惡」政權來加以定性，但也許初始動機並不邪惡，但在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化的前提下，的確是會慢慢讓其政權開始「異化」成違背其初衷的方向，進而可能走向腐敗的道路。若從歷史宏觀角度觀之，走向衰敗應只是遲早的事，然而，在此歷史發展的過程中，身為兩岸問題「當事人」之台灣，應如何抉擇全民之未來前途，相信台灣人民的心情與現今的香港人民類似，差別只是後者兩者急迫性不同罷了。
 
習近平想稱霸的「中國夢」一般人是無法把他叫醒，因為習抱持「有夢最美，希望相隨」的願望。但觀諸古今中外的世界局勢，均無法跳脫「權力制衡法則」的政治學鐵律，台灣的兩岸政策可以採取短、中、長期三階段的戰略思維，以追求對台灣最有利的戰略位置與國家利益。短期而言，台灣當局以「國安」角度來處理兩岸關係固無可厚非，然終非長久之計。台灣應有長遠宏觀的戰略思維，亦即台灣應該先幫習總書記認清其所謂「中國夢」恐有不切實際之疑，人類文明浩浩湯湯走到21世紀的今日，極權統治的意識形態已無法與現今的世界文明相互融合，恐被各民主國家視為不穩定的來源而加以防範。
 
以美國為首的文明國家應該協助讓習近平所編織的「中國夢」得以「軟著陸」。現今世界文明果實所謂「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的文明成就，其實都是奠基於共存共榮、和解共生的國際大環境才可能達成。追求一己、一黨、一國之私的時代已然過去，現在的全球極端天候，非「全球治理」無以為功，市場法則自由經濟亦然，都是需要世界各國密切合作與整合治理方得以達到最大的效益。要落實前述國家治理乃至全球治理的政治體制，就需要「由下而上」的民主體制方得以克盡其功。
 
故而立基於人類文明進化有其邏輯上不可違逆之規律性，以及國際間應該基於共存共榮、互助合作才能共創雙贏的基本理念等前提假設係，兩岸間應該秉持善意互信的態度，拋棄政治利益考量的小我狹隘思考，共同朝大我的方向展開積極善意的對話，交流，乃至更進一步制度上的合作機制，共同為彼此雙方未來在尊重台灣多數人民意志的前提下，朝向「自然融合」的長遠穩固之兩岸未來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