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民觀點出發的兩岸政策新思維
一、兩岸關係之問題源由
兩岸關係錯綜複雜，究其源由乃其並非單純的兩岸間關係，而是涉及美中等國際強權的霸權競逐，以及台灣內部藍綠政黨基於權力競逐而為之合縱連橫的策略考量，讓原本基於歷史分合所遺留的兩岸議題更加複雜難解。其實倘若能夠以人民福祉與政治制度能否長治久安的角度思考，問題就會變得簡單許多。以人民福祉為考量的兩岸關係，在"民生經濟"與"民主人權"的選擇上乃是相對的概念，唯有較低層次的民生經濟獲得滿足，才有追求民主人權的需求，此乃基於人性需求由較低至高發展的歷史規律性。
"憲政民主"的國家政治體制無疑是人類歷史進化上迄今為止相對較為進步的政治制度與價值選擇，此應已有定論，然而，倘若將其絕對化，成為一種意識型態的政治圖騰，就會落入政治人物所編織的”民粹”網羅當中，而難以釐清事務與紛爭之本質。人類歷史上常以帝王君主為了競逐與鞏固其王權而將某種當初較為進步的某些宗教或文化思想加以意識型態化成為國家公權力所捍衛與尊崇的文化圖騰。較明顯的案例如，古代羅馬帝國時期君士坦丁大帝當時就將當時的”基督教”定為「國教」，就是具有政治上考量的作法；另外，中國古代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家”的作法，也同樣都是將當時被認為較為進步的思想，以國家高權的地位將其絕對化成某種意識形態，其實背後都是存有君王在統治上基於權力安定性與正當性考量的政治動機存在。
將此政治思維邏輯套用於目前的美中爭霸模式中亦然，目前國際社會強權仍以美國馬首是瞻，國力居於領先地位。然面對急起直追崛起的中國霸權，美國慢慢有其危機意識產生，這樣的顧慮具體反應在美國人選出了川普如此的政治人物，訴求讓美國再度偉大的言論，在其當選後無論從目前方興未艾的美中貿易大戰，再到美國國防部所發表的「印太戰略報告」，乃至在香港"反送中"抗爭事件中，以美國為首的國際聯盟其實都是以「民主人權」VS. 「共產極權」作為主要戰略上敵我界線之劃分標準，作為其扮演全球霸權領導者的主要政治理念之訴求。
台灣內部藍綠兩黨之兩岸政策其實亦是立基於此國際霸權的競爭思維與格局而來，執政的民進黨主張台灣主權已是事實上獨立，任何改變台灣現狀的主張須經台灣全體人民決定。國民黨主張九二共識、一中各表，認為台灣應該務實看待兩岸共存共榮的事實。台灣藍綠兩黨對立之劃分標準，其本上仍是延續前述美中爭霸之戰略思維脈絡而來的格局。
這種以"民主人權"作為劃分敵我依據，並將之意識型態化成權力鬥爭之標準的作法，其實是典型政治人物權力競逐上基於謀略上考量的作法，但卻不一定是基於人民立場為出發點的人民利益考量的絕對標準。試問，倘若多數人民支持以國家高權方式，強勢介入某種所謂違反人權議題的政策主張，但國家卻反其道而行時這是否違反民主原則? 反之，在一個相對開明專制的國家(例如新加坡)，雖然其政治體制相對專權，但其領導者清廉執政且獲得人民愛戴，能否就否定該國人民對於其政治制度的選擇？！
二、跳脫二元對立，尋求和解共生
歷史上由人民以多數決方式要求國家公權力強勢介入的案例並非少見，納粹黨人希特勒乃經由人民以高支持率所產生的最典型案例；在台灣頗受人民愛戴的時任蔣經國總統以及孫運璿院長、李國鼎部長等人，乃至中國大陸的鄧小平總書記及朱鎔基總理等，都是在權力較為集中的政治體制下所產生受人民愛戴的國家與內閣的領導人才。
政治人物所關注者乃權力取得與權之鞏固，普羅大眾所關心的則是民生福祉與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民主政度之主要優點在於多半情形下兩者可以取得一致的平衡點，亦即，政治人物為了經由選舉獲得權力，會重視人民所關心的需求，即民生福祉與自由民主。但在少部分情形，尤其面對選舉前之競選階段，訴求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抑或民生主義等政策主張與口號，往往容易挑起人民同仇敵愾的情緒，進而達成凝聚選民意志，獲得選舉利益的政治利益。當政治人物之利益與人民所關切者背道而馳時，就會產生民主失靈與道德上危機等問題。
例如，民主原則與程序正義乃民主政治重要的運作原則，但台灣藍綠兩大政黨為了初選上各自利益的考量，往往可以犧牲此重要原則為代價去修改其政黨的初選辦法。另外，政治上的優勢政黨可能為了其政黨利益的考量，會在違反民主原則的方式下去遂行其政治上的作為。最明顯的案例就是，政黨可能會為了選舉利益的考量，以違反多數民意的方式強行通過有利於該政黨的法案或者施政作為。例如廢除死刑與同婚政策，這是典型的少數人權議題凌駕於多數民主原則的經典案例；在民主政治中直接民主乃未補代議民主之不足，但當公投法不利於執政的民進黨時，就可以透過修法將其改為對其選舉較為有利的方式。這種操縱民主的作法，同樣體現於當初國民黨執政時張慶忠立委快速通過服貿協議，終於引爆著名的太陽花學運。
冀求掌握國家公權力的政客能夠完全站在人民福祉來考量這是不切實際的想法，唯有人民真正覺醒，洞悉問題之根本所在，提出具體可行的策訴求主張，形成一股沛然莫之能禦的力量，掌權者才可能為之屈服與妥協。就目前正如火如荼展開的香港反送中事件，除了有港人對於中共當初承諾的一國兩制50年不變的政策跳票的不滿外，最重要的是香港人對於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司法制度的高度不信任所致。對於民生經濟已經相對富裕的香港而言，自由民主與人權法治對其而言就很重要，人民對於能夠保障其身家財產的民主與法治就有迫切的需求；
就台灣內部而言，當初國民黨馬英九執政時期，雖然中共在經濟上給予國民黨諸多的協助，但因為國民黨內部買辦文化盛行，導致台灣貧富差距過大，兩岸和解所產生的紅利，其果實無法真正回歸到人民身上，最終還是造成主打兩岸融冰與經濟牌的國民黨仍於2016年輸掉政權。2016年民進黨執政後，乃針對前朝執政問題加以改進，在彌平貧富差距與發展經濟等方面腳踏實地去做改革與努力，先求強化台灣自身的體質與競爭力才是根本之道。也唯有如此，對外訴求自由民主與人權的兩岸政策主張才能真正獲得人民的支持，才能凸顯民主台灣相較於共產中國之可貴。
歸根結柢，兩岸關係短期而言是權力之爭，中期而言則是一場制度之爭，但長期而言則應該是一種和解共生，互相吸收互相學習的過程。這些進化規律其實在人類歷史上早已經得到映證，不論從君權到民權，或從管制經濟到市場經濟，到了上世紀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後，人類文明開始又從極端的民主自由，調整設立兼具國際治理的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另外在市場經濟方面，也相當程度的增加了福利國家的治理成分在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