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論: 「國民法官」導入案例

若殺警案和傅崐萁案導入「國民法官」會發生什麼事？
雲論: https://forum.ettoday.net/news/1727601

● 約博／E-政策網創辦人

從現行案例看「國民法官」對司法可能產生之催化作用
蔡英文總統在其就職演說中，在司法改革上大致有三個面向，其一為建構「社會安全網」，其二為宣示「國民法官」勢在必行，並以之作為改革之催化劑，其三則為概括開放議題，即指出現在台灣司法正處於轉型期階段，對於人民的期待與社會的需求，都是促使其推動改革的動力。其中尤以「國民法官」之推行最受矚目，對台灣司法制度之影響也最為深遠。然而在落實此司法民主化之方式上，卻在官方與民間產生「陪審制」與「參審制」兩制間嚴重的爭議與對立問題。本文僅以現行實務上爭議案例（例如：嘉義殺警案與傅崐萁帶職入監案），就法理面向上陳述此兩制實施後可能產生之影響，進而客觀評價此兩種制度之利弊得失。

以嘉義殺警案為例，該案之主要爭點，乃在於鄭姓嫌犯在所謂「因精神障礙導致行為」時，是否具備辨識能力？而導致其是否具備殺人罪之罪責的問題，《刑法》第19條參照。傅崐萁判刑定讞執行卻未褫奪公權，導致其可以帶職帶薪入監服刑，引發社會大眾對於立法委員入監服刑，卻仍可行使其職權之極為不合理現象的質疑。
吾人將此兩件社會關注的重大案件，對比於倘若已然實施國民法官之情況下，可能會有何判決結果，來觀察現行職業法官制，以及陪審制與（國民）參審制之可能情況演變與發展。

▲ 整個社會安全網破洞沒補起來，下一個受害者隨時可能出現。（圖／記者翁伊森翻攝）
 

以「嘉義殺警案」為例

嘉義殺警案主要爭點為，所謂因思覺失調症所引起的精神障礙，導致行為人於行為時之辨識能力是否喪失或者嚴重減損，進而影響到《刑法》罪刑相當原則之罪責判斷問題。但《刑法》第19條第三項尚有例外的但書規定，亦即倘若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不適用前述兩項之規定。

目前實務與學理上對於該條項所規定之「原因自由行為」之構成要件，主要之理論依據乃認為，除非在原因行為階段，行為人就有意欲實行犯罪行為之動機，復因其故意或過失之主觀因素，導致後者犯罪行為結果之發生，方得加以論處該罪責。
1. 「陪審制」可能之催化作用

倘若在國民法官參與審判的情況，就實行陪審制的法庭，陪審團可否將《刑法》第19條第三項之原因自由行為成立的構成要件做「廣義」之解釋，認為通常因後天所導致之精神障礙（包含思覺失調症、吸毒、酗酒等），行為人通常應該能「預見」倘若不按時吃藥，或者因其吸毒或酗酒之行為，則有發生後階段犯罪行為結果之「可能性」。

假設一種情況，倘若有一個罹患思覺失調症者，因對於家庭與社會具有強烈不滿與敵意者，而在其主觀上「故意」不定時服藥，導致經過一段期間後，產生幻覺以及被害妄想症，導致其行為時之辨識能力與控制能力逐漸降低。

此時，行為人（乃至周遭對其具有「保證人地位」之照顧者）倘若於其辨識能力尚未完全喪失時，仍選擇不去就醫服藥，放任其病情惡化，進而導致某種犯行行為結果之發生。

此時，是否仍應該適用於《刑法》19條一、二項之罪責原則的規定，其實是有討論空間。

而這種討論乃至解釋的空間，完全可以在陪審制的法庭上，由人民在合乎法規範之範圍內，做出合於社會期待的法律解釋。

▲ 司法院重提《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預計2023年1月1日實施。（圖／記者吳銘峯攝）
2. 「參審制」可能之催化作用

同樣的案例，倘若實施於司法院版的國民參審制情況，在由六位國民法官與三位職業法官所組成的參審法庭，在認事用法上，就會面臨到職業法官對於該案例中，是否適用罪責原則之質疑。

鑑諸以往判決先例，例如小燈泡案法官認為犯嫌行為時之精神障礙，只到使其辨識能力「顯著降低」之程度，所以判處無期徒刑。但嘉義殺警案卻因法官認定行為人之辨識能力已完全喪失，所以反而可以讓行為人不受《刑法》之制裁。

這樣的判決結果，固然為法官出於其「自由心證」，對於法律構成要件之解釋所致，無論對錯，應受審判獨立原則之尊重。但在不違反「合法性」前提下，是否具有「合理性」，此乃屬於法律解釋之層面問題。

在國民參審制之法庭，六位國民法官是否熟稔法律條文恐很有疑義。即使懂法律，也不太可能比職業法官更專精，此時，國民法官之心證容易受到職業法官之影響，乃是可以預期的情況，這應該是陪審制論者重要的論述主張之一。

然而，主張參審制者也可能陳明，法律有其專業性，國民法官之心證也不能逸脫於法規範之外，採用參審制可以讓職業法官對國民法官產生一定的引導與規制作用。

但參審員對於行為人之罪責認定上，在事實認定與證據取捨上，倘若堅持和職業法官持不同意見時，在法庭上會產生何種火花？

例如此次嘉義殺警案中，倘若參審員堅持段於《刑法》第19條三項之原因自由行為採取廣義之解釋，而有別於現今理論與實務之通說見解採取狹義見解，就可能出現對於司法實務見解產生實質的催化作用。

▲ 國民黨立委傅崐萁判刑定讞，引發帶職入監爭議。（圖／記者林敬旻攝）
 

以「傅崐萁帶職入監案」為例

此案凸顯之重點在於，國民法官之適用有其侷限性，在未能適用的情況下，如何落實司法改革，以消弭民怨，提升人民對於司法之信賴。

傅崐萁帶職入監案之主要爭點則為，為何立法委員因案入監卻仍可保留其立委資格，繼續行使其職權與領取立委薪資之不合理現象。

法院之判決理由，主要為《證券交易法》對於其犯罪行為，並無特別應該褫奪公權之規定，且其犯罪行為與行使公權力兩者間並無因果關聯性。

為何在《地方制度法》規定，只要受有期徒刑以上之確定判決，而未受其他易刑處分之宣告者，即應解除職務（該法第79條第一項第4款參照），但傅案之法官卻可以說，因為《證券交易法》對此並無褫奪公權之規定，就對其放水大開方便之門？

論者或謂，此案非特例，尚有邱毅及顏清標之先例可循。但司法之巧妙在於，同樣是立委犯罪入監執行的高志鵬就因為具有「實質影響力」而給予褫奪公權。

從傅崐萁等立委之案件，吾人可以清楚看出，讓職業法官獨攬自由心證可能產生的問題所在。當法官心證偏向權貴者時，其對於法律之解釋可以用「法無明文」作為理由；反之，當法院心證不想偏向當事人時，又可以以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的「實質影響力」為理由來剝奪其任公職之權。

傅崐萁等立委犯罪入監之案例，因非重罪，可能無法適用於人民參與審判的制度，不論「陪審制」抑或參審制均然。

在此種情況，除了事後立法加以補救外，強化對於檢察官處分書，以及法官裁判書類之事後監督機制，乃至仿效歐美先進國家讓相關司法首長（例如：終審法院院長和檢察總長），可經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等方式，應該也是可以提供給主政者參考與思考的改革方向。

▲ 蔡英文520就職，宣示任內推動「國民法官」上路。（圖／記者李毓康攝）
 

本文結論

蔡英文總統在其就職演說中，所揭櫫之司法改革三大議題，其一為建構「社會安全網」，其二為宣示「國民法官」勢在必行，其三則為司法轉型期的開放性議題。

其一，「社會安全網」之建置與因精神障礙所造成辨識能力之有無，進而引發有關於《刑法》上對於罪責原則之探討，相信在「國民法官」參與審判下，對於相關構成要件之解釋與法律之適用，可能會有更多元化與符合人民情感的空間。

其二，所謂「國民法官」之審判仍應在依法審判之框架內為之，所差別者乃在於對於證據取捨與法律之適用，落實司法民主化之精神。亦即可以跳脫出職業法官獨攬審判權的可能弊端，期望讓「社會性」觀點進入審判程序，補足現行制度之缺失。

其三，從前述兩個目前爭議的重大案例而言，國民法官所能扮演的角色與功能，主要在於更加完備司法審判上對於證據之取捨所呈現的事實樣貌，以及據此證據認定所應適用之法律規範的合理性。

此外，在司法轉型期，主政者應該也可思考的改革面向，例如強化對於偵審書類之事後監督機制，甚至可否參考先進國家作法，思考讓相關司法首長改由人民選舉等方式，都是可以更加周延完備的思考我國的司法制度，以期來保護人民之訴訟權，進而增進其對於司法之信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