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院長談司改(一)
司改議題專題報導
系列(一)：司改面面觀
司法院許宗力院長受邀至中正大學演講司法改革議題
(照片為約博 翻攝)
(E-政策網 約博報導)
前言
司法院長許宗力於10月31日受邀至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院演講，題目為「談司改，從人民信任與憲法的角度談起」。許院長扎實的法學素養，加上擔任司法首長的實務經驗，讓他的演講從頭到尾可謂字字珠璣，內容精彩又豐富，可謂讓在場的觀眾享受一場豐盛的司法饗宴。
以下本文將分成三部分，從為何要推動司法改革、上任四年來的司改成績單，以及目前規劃中的司改方案，分成三系列陸續刊登此演講內容。
＊以下以許宗力院長第一人稱方式呈現
一、司改歷程
司法改革有許多面向，我就從人民信任與憲法的角度來切入。為何要司法改革，司法改革幾乎是一個永無止境的議題，若翻開歷史來看，幾乎每個司法院長上任都或多或少會涉及此議題，差別在於在政治上是否將其視為一個”運動”來推動罷了。在台灣歷史上就有兩次當局比較重視的司法改革。1999年被認為是第一次司法改革，因為當時有召開一個全國司法改革會議，當時我也有參與。接著就是2017年，我上任之後，又召開了一次司改國是會議，所以也就比較受到大眾的矚目。
1.1999司改背景
為何要推動司法改革，都有當時的歷史背景。第一次司法改革的背景其一為當時司法風紀不好而被外界詬病；其二就是司法行政權過大，審判不獨立的問題。當時法官在個案寫好判決書後，程序上還要將判決書放在箱子內，送法院院長批核，也就是院長可以改變法官最終認事用法之判決結果。後來才有台中地院幾個法官所發起的改革運動，提出「箱子還你，獨立還我」的口號，民間人士也認為司法千瘡百孔，要求全面改革司法，也才有後來1999年的全國司法改革會議。在時任司法院長主導下，在訴訟法上最有名的就是實施「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取代過往糾問式的訴訟程序，此外還改造刑事法庭席位，要求法官應多元晉用，不限於考試等等，此處不一一列舉。
當時在司改國是會議還有一個非常重大的政策主張，就是要求建立「金字塔型訴訟制度」，希望把台灣的訴訟制度改革為金字塔型的訴訟制度，也就是要仿效美國最高法院的制度。未來司法院要走向「最高法院化」，司法院跟最高法院合一，屆時最高法院將跟美國一樣只剩下九位大法官。屆時訴訟案件一審會最多，二審遞減，終審最高法院最少。但這個改革的理想從1999年至今已經20年都尚未落實。
就刑事訴訟而言，現階段在一審及二審之訟源幾乎沒有改變，因為二審是採取「覆審制」，也就是案件從頭再審一次，上訴到三審的限制也很寬。所以我們的刑事訴訟制度就被譏為是自助餐，隨你吃到飽。整個司法資源不應如此浪費，上訴程序若沒有條件限制，會導致訴訟量變成水桶狀。當時改革所遇到的困難為，基層法官是否得以勝任的問題。當時律師界有句名言，叫做水泥未乾，認為時機尚不適合。
2. 2017司改背景
2017年司改國是會議當時背景為2016年蔡總統當選就職演說中，司法改革是最受人民所高度支持的議題。從過往民眾對司法的信任度來看，司法院都有委託民調公司做相關的調查。其中民眾對於法官的信任度，多年來都大多維持在四成左右起伏，其中2016年35.8％是最低的，當時有發生頂新的餿水油事件，此案件當時在彰化地院審理時被媒體批評得很嚴厲。此事件也是當時蔡總統認為要推動司法改革一個很重要的觸媒。
司法改革為2016年蔡總統當選後民意所期盼改革之首位。(圖片取自總統府網站)
長期以來法官士氣很低落，該年提出要司法改革後士氣更加低落，所以我上任後所面對的是全國兩千多名法官整體士氣低落的問題，因為社會各界都將之調侃為「恐龍法官」。法官的工作其實很辛勞，常是案牘勞形，但輿論對法官的回報卻是不信任，這讓法官非常沮喪，真是情何以堪。
二、民調變化
2019年司法院所做的民調提升到44.6％，2020年更上升到53.9％，這讓司法院感到很振奮，但也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往好的方面想，可能四年來司法改革有取得成效，但民調是否客觀，民意是否轉變，也還需要進一步來驗證。雖然民眾對於法官的信任度偏低，但我們對律師所作關於法官信任度調查發現，2017年62％，2018年61.9％，2019年64.8％，相對較高，且不信任度都在一成以下。
另外，司法院民調也區分為是否上過法庭經驗的民眾，有上過法庭經驗的民眾其滿意度也都高達六成，但若不予區分情況下，滿意度就降為大概只有約四成六，今年則上升到五成三。
三、原因探討
民眾對法官信任度低的原因很多，大致歸納如下：媒體報導、法律見解及量刑標準不一、偶而出現與社會集體經驗有落差的裁判、法官開庭態度不佳、社會結構因素、等五項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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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長許宗力出身學界，對於司法改革具有宏偉的擘畫藍圖。(照片為約博 翻攝)
- 媒體負面報導
我認為媒體多半會傾向於批判性報導，當裁判結果與社會集體經驗有落差時，媒體就會喜歡報導。若當年有此類案件出現，司法院的民調就會有明顯偏低的情況發生。例如，今年就有兩樁與社會集體經驗有落差的裁判案例，一樁是嘉義殺警案，該殺警被告被鑑定為精神疾病，該案法官因認犯嫌沒有辨識能力而判其無罪。隔沒多久司法院民調出爐，竟高達53％的滿意度，這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結果。之後又發生一件與社會集體經驗有重大落差的案件，犯嫌把他媽媽的頭砍掉丟到社區中庭。此案一審法官判有罪，二審改判無罪，此判決又造成社會輿論譁然，批判聲四起。
其實這些被認為有問題的裁判，到最後經由審級制度都有所變更，但基層的裁判與多數民眾的感情或經驗有落差，加上媒體的大肆報導，就可能會影響到民眾對司法的觀感。
- 法院自身問題：標準不一
有部分原因則是法院自身的問題，例如法院各自對法律見解持不同看法，這也勢必會引起民眾的不滿。其他如法官的量刑標準不一，開庭態度不佳，司法程序冗長，判決書不夠白話等，以上這些都是院長我比較可以著力來要求改善的部分。
- 社會結構因素
社會結構因素上，很多老一輩的人會有一種刻板印象，就是有錢判生，無錢判死，包括蔡總統在2016年的一個會議中也提出這種說法，希望司法院應該加以改進，這句話著實也再度傷害了法官的心靈。
另外，藍綠政治對抗也會影響民眾對於法官的判斷，若涉及到政治意涵的裁判，輸的一方可能會以政治的角度來加以批判，這部分對法官而言著實會感到無奈。大法官的解釋也是會被某些人以顏色來加以判斷。